有一位搞了近三十年文学研究的老先生对我说：现在的文章看不懂了。老先生所言有几个理解层面。首先来说，今天的文学批评已非往昔的老把式，如果还停留在过去，抱残守缺，就没有前途。纵观古代、近现代的中国文论，承袭的是印象化、感悟性、鉴赏式的评说风格，缺乏理论的自觉。泛泛而论的点评固然会有灵光闪现的绝妙，但在学院派面前显得非常业余和低级。赵毅衡的说法算是温和，在他看来，批评不是一般的阅读，“印象式的、欣赏式的、‘阅读指南’式的批评也不能看做真正的批评”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走上学术化、专业化的轨道，它以大量的甚至是芜杂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支撑，研究角度和视域亦趋多样和大为开阔，特别是受到西方文学、文论或文化思潮的重大影响，国内学术界也被裹挟进了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以及来不及命名的各种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。面对一门不断生长的复杂的学问，许多从业者已然异化成为靠它吃饭、隐现其中的一个“机灵鬼”。如果没有学术观念上的及时更新，缺乏学术思维的强大训练，不能顺应急剧变化发展的学术情势，缺乏问题意识，把握不住学术前沿，就跟不上趟或者被无情抛弃。
把罪过全部推到读者身上是忽视或有意回避一个不争的事实，那就是我们的文学评论、文学批评正在走进误区、陷入了危机。毕竟老先生是一个历练了三十年的专业读者，是一个学者，连他都看不懂岂不是莫大的讽刺？
关于当前文学批评表现出的种种不良，早已有人表示过不满，但并没有找到症结之所在，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学术从业者既是受害者又是既得利益者，都是功利主义者，学术界越混乱，越能浑水摸鱼从中谋得好处。外围的东西姑且不谈，从目前学术界的整体状况以及学术本体来看，备受诟病、最为庞大的一类是“不及物”式批评。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学识渊博、思维宽广、文采飞扬，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言不及义、偏离主题、堆砌辞藻，或者根本不懂，把天花乱坠的冬烘搞成了深奥的精通。比如对于研究对象缺乏深入了解，甚至连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，连作家的作品都没有看，便以专家的面目跳将出来根据个人经验大肆敷衍。
福斯特说，有人进行文学批评简直就是“作孽”，“因为他用的是真学者的方法，而又缺乏真学者的素养”。不及物批评的可恨之处在于，恐怕连方法都没有找对，它是一种批评的假象，是故摆迷魂阵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那些具有一定学术功底的所谓的专家学者，侃侃而谈的背后其实是惰性在作怪。他们的发言、分析、批评，说得再多，也与文学无关，与所评述的对象无关，与学术无关。
糊弄玄虚，故作高深，是文学批评看不懂的又一个原因。现在的学术文章不比谁写得扎实，而是比谁写得耀眼漂亮。发表言说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夸夸其谈，竞相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有些人依仗自己有一些学术积累，喜欢玩弄理论术语，谈玄说理，大炫其技，无非是西方的缪种流传。也有人打着跨学科的幌子征引其他领域的概念对接文学，比如物理学、天体学、数学学科等等，一个简单的问题非要绕弯子，让人一头雾水。当然，为了拓宽研究视野，跨学科不是不好，但是这种无边界的生拉硬拽，无限套用，实在是缘木求鱼，是一种不必要的无益的虚妄。
现在好多作家瞧不起批评家，因为我们的很多批评家不值得尊重。而品学俱佳的学者一定会赢得尊敬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经常参加学术会议，与会者的众生相颇值得观摩。比如在作品研讨上，总有人大唱赞，这样的行径有违学术真谛。还有一种类型好一些，但是说话刹不住车，貌似很有道理，其实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，往往顾左右而言他，始终在外边绕来绕去——他闭口不谈议题中的作家作品，而是大谈鲁迅、张爱玲、四大古典名著，谈自己在国外用公款旅游参观名人故居的观感。第一种人太懂事了，第二种人却是不懂四六。至于风马牛不相及、牵强附会者，同时暴露出作者对研究对象浅薄的理解，甚至是无知，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。
学术界的氛围一如社会风气非常浮躁，这一切的根本源于僵化的紊乱的变味的相关制度。相对来说，高校算是一块净土，所以做学问的往高校挤，作家也往高校钻，但动机都不纯。我们的文学批评大都属于“学院派”，那就与教育制度、学术制度、职称制度、岗位制度等等的不科学不健全不人性化有关。而当文学批评（包括所有学术）成为一种产业，以市场化形式运作，以利益关系去衡量，更是可怕的事情。那位大发感慨的老先生直到退休才是个副教授，不是他的学问做得不好，而是那个时候的职称评定没有今天这么泛滥。同样，在国内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最高学府，我们发现，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混了一辈子也不是正教授。然而在地方院校，教授博导却满天飞。博士、博士后也是如此。一个写不出一手好文章的教授或博士显然是可耻的。功利化的学术，不严肃的学术，都不是真正的学术，其结果势必会带来学术道德上的失范与失节，学术腐败盛行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。
回到研究本体上来，呼唤及物批评，倡明学术道德，是一项正当的、正义的要求。文学是心灵之业（张炜语），批评也是心灵之业。文学批评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，思想与思想的碰撞，批评家通过这种不同于作家的文字形式，同样表达自己对国家社会文学文化等一些问题的看法。文学是创造，批评同样也是一种创造。文学可能并不指向当下，但是批评一定是指向当下的。文学与生活，文学与文化，文学与社会，文学与人生，文学与现实，都不能产生太大的距离，而且应该紧紧拥抱，否则就会变成僵死之物，变得毫无意义。
离开文学本体与现实的批评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。争鸣或争议不可避免，语言和观点犀利一点无妨，无关痛痒的批评完全可以不要。不懂装懂，是对学术事业的侵害，是对个人的羞辱，是对作家的不尊重。批评家不读作家的作品，反之，作家也不会读批评家的文章，而且会嗤之以鼻。一定程度上说，人品决定学品，学品反映人品。人不行，就不值得交往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值得怀疑，其学术很难获得积极肯定。另外，把文学研究搞成少数人从事的专业（现在却呈现人满为患之兆，乃学术不平衡发展之病），搞成高深的学问，局限于高校、社科院所、文学部门等等官方半官方机构之内，是没有什么前途的。应该大力倡导非学院批评，鼓励民间批评，为文学批评注入活泛新鲜的空气。
文学有玄幻，文学批评不行；文学可以玩穿越，文学批评却不值得提倡；文学离不开虚构和想象，进行形式试验，搞魔幻主义，追求浪漫风格，悬浮在空中，多么离谱都不过分，而文学批评无论理论上站得多高总归还是要落到地面上，有针对性地发表议论和见解。把文学搞成玄学的做法当然不可能成功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学批评就没人看了，作茧自缚的后果是把文学这门本该大众化的艺术变成了一门“自绝于人民”的绝学。
作者简介：王万顺，男，七零后，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，南开大学博士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，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在《中国比较文学》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《中华读书报》等报刊发表学术类文章近50篇，出版学术专著《张炜诗学研究》。